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恢复增长，贸易摩擦也接连不断，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新的发展趋势。
一是将贸易摩擦与国内政治挂钩。在西方部分选举政治国家，贸易政策更多地被用来缓解国内矛盾和政治压力。为取悦选民，转嫁国内矛盾，一些国家的立法机构甚至政府经常动议或者采取贸易保护措施，从而捞取政治资本，国外进口产品成为这些国家转移国内民众不满情绪、谋取政治利益的对象。
二是企图利用贸易摩擦影响和改变贸易伙伴经济体制与政策。部分国家和地区频繁发起反补贴调查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，指责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汇率机制，声称低估汇率是贸易保护主义，质疑和挑战贸易伙伴的财政、税收、金融、产业发展、资源配置管理等政策措施，甚至用劳工、低碳等标准对进口产品设限,意在借此推行西方人权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。
三是不断挑拨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。一些国家在经贸领域中挑起新“冷战”，企图遏制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，在拉美和非洲地区煽动“外贸威胁论”，声称进口产品冲击当地产业，投资目的是掠夺当地能源、资源，借此挑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。
四是挑起贸易摩擦制造谈判筹码。一些国家不顾双边贸易现实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，主动挑起贸易摩擦，甚至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机制，在国内严格贸易救济执法，借此换取贸易伙伴在其关注的经贸问题上做出让步。
后金融危机时期，贸易摩擦形势依然严峻，贸易摩擦的政治化倾向有可能进一步加大，对国际贸易活动构成障碍。作为贸易大国，我国出口产品近年来在海外市场遭遇了反倾销、反补贴、保障措施、特殊保障措施、产品召回或通报等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。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重点，每年涉案损失300多亿美元。200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9.6%，而遭受的反倾销案件却占全球的40%左右。反倾销和反补贴“双反”调查成为个别国家对华调查的主要形式，2009年国外对华启动的13起反补贴调查案件中，12起伴随反倾销调查。涉华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案件增多，2009年占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总数的25.4%。2004年以来，国外将我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机制的案件，涉及集成电路、汽车、原材料等领域的产业政策以及金融、关税政策。 |
